提起严修先生，总感觉在他身上，有两个如影随形的标签，一个是“新”，一个是“旧”，但不知为什么（或出于皮相之见），那个“新”标签，却总是被有意无意、有形无形地淡化，而那个“旧”标签，却被有意无意、有形无形地强化了，甚至固化了。

李冬君教授在她的《严修与近代新私学》一文中这样问道：“周恩来曰：旧社会的一个好人。张季鸾曰：旧时代的一个完人。何以皆以‘旧’来论先生？以新旧论，是论故人，并非论历史人物。百年之后，如何论先生？先生之于今日，其人已旧，而其命维新。近代开埠以来，西学涌入，改良、维新和新私学，成为新时代支点，天津首当其冲，范孙先生开风气之先，创办了南开新私学。何谓‘新私学’？以时代言，乃近代私学，非古代私学；论取向，乃西化之私学，非传统之私学；其形式，乃私立学校，非私塾也。”在此，我要提请注意：在这个新私学的创办中就有张伯苓了，如果没有张伯苓，就是家塾，有了张伯苓就是新私学了。何以见得？作为第一作者，李冬君教授还写了另一本书，书名就是：《思想者的产业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》。

去年年末，梁吉生教授从美国通过微信发给我天津南开中学发布于2023年10月17日的两个文告——其一，庆贺天津市南开中学建校119周年，其中有这样的话：“天津市南开中学于1904年由爱国教育家严修创办，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为首任校长……”其二，喜迎天津市南开中学建校120年华诞，其中有这样对话：“南开中学于1904年由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创办，聘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为校长……”然而，查看天津南开中学校史研究中心编著的《天津南开中学史》（人民出版社2015）一书，孙海麟先生在序言中写道：“天津南开中学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，即公元1904年，是由爱国教育家严修、张伯苓创办的。”第一章绪论：“南开中学创办人严修和张伯苓就是基于甲午战败的刺激，毅然选择在清王朝体制外兴办教育，以开办私立中学堂……”历史上的这段“道义相劘，肝胆相许，志同道合而患难相扶持”的合作曾经如胶似漆，而且史有定论，今天，我们不是应该对这种精诚合作加以传承并发扬光大吗？为什么还会有对胡适所谓“完满”的合作有意无意地切割呢？

所谓“旧时代的完人”出自张季鸾执笔的大公报社论《悼严范孙先生》，应该说，张季鸾对严修先生的评价是好的，是很高的，但行文却纠结于新旧古今先后之间：“迹其狷介自持之处，固有类于独善其身者流，非今日所宜有。然就过去人物言之，严氏之持躬处世，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！而在功利主义横行中国之时，若严氏者实不失为一鲁灵光，足以风示末俗。严氏其足为旧世纪人物之最后模型乎！在吾人理想的新人物未曾出现以前，对此老成典型，自不能无恋恋之私，有心世道者，或将与吾人抱同感欤！”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一个“有心世道者”，但我觉得，严修先生“狷介自持”固然，“独善其身”则不然，冒死奏开经济特科，发戊戌变法之先声，何“独善”之有，更谈不上“非今日所宜有”。无论是旧世纪，还是新世纪，“在功利主义横行中国之时”，严修先生就是“理想的新人物”！而且，我还认为，严修先生作为一个“新人物”，其“理想”之处在于能够深化融通新与旧、古与今、同与异之间看似对立的关系，显示了大格局、高境界。用严修朋友邓庆澜的话说就是“益见高深之量为不可及也”。

著名记者、作家也是学者的曹聚仁在1947年写过一篇文章《读严范孙诗》，其中，引用了王守恂先生在《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序》中颇有意味的一段情节。王守恂先生言道：“一日与范孙闲谈，范孙笑而问曰：‘今人尚新体诗，曾见有工新体者谓我诗颇与新体近之，是何说也’守恂笑而答之：‘此无他，公之诗情真、理真、事真，不牵强、不假借、不模糊、不涂饰，如道家常，质地光明，精神爽朗，能造此境，又何新旧之殊与古今之异’”

接着，曹聚仁先生说：“这番论调，和当时新体诗的主张，如黄遵宪、梁启超诸人所谓“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”完全相合；换言之，这便是时代的气息，道虽不同而同趋于一个方向的。”曹先生还以记者的眼光、作家的笔触写道：“严老笃行君子，而诗多风趣，杂以俳谐。其《游意大利邦淠古城》诗：“平生不入平康里，人笑拘墟太索然。今日逢场初破戒，美人去已二千年。”末句出人意表，读完不觉失笑（邦淠城中有二千年前之妓院在焉）。他到底喝过墨水，吃过面包，呼吸过欧风美雨的，敢于摄取新意境，遣使新词语，运用新语法，不受旧诗律的拘牵与旧意境的束缚，敢于逃出如来佛的掌心翻斤斗的。”其实，这也是严修先生拘与放的融通。这种融通，即使在他还没有“呼吸过欧风美雨”之前就已然存在了。

严修先生在贵州作学政时有一篇《谕贵州学子》，有句：“经济之学，中西并受。中其十一，而西十九。”不但提出中西融合，比例还十分恰当。

1909年，严修先生作《五十述怀》诗：“恶风卷海浪横流，秦越相携共一舟。何屑升沉谈宠辱，莫缘同异定恩仇。”不要把异同——无论是大同小异还是大异小同——对立起来，同则恩，异则仇，实属“恶风”。

1922年，严修先生在《寿林墨青六十》诗中明确论证了自己的融通观念：“新学与旧学，交攻如对垒。我思不必然，实事但求是。……论文更聚讼，文言或语体。我思宜并存，不必相丑诋。”

严修先生的这种融通观念历来不被人关注，尽管与严修先生同时代的同志有过多次揭示。当年，严修先生因成立崇化学会即被人贴上“旧”的标签。严修在一首诗中调侃道：“当日被嘲新学派，而今复笑老生谈。只因国粹当存古，未肯方针变指南。”其中的“存古”如果佐以华世奎给严修的诗句“君有雄怀勇作新”，则可见“存古作新”在严先生那也是融通的。而严先生的朋友陈宝泉则在《严先生事略》一文中直接论道：“盖鉴于国学日替，姑为补偏救弊之谋，与当年之提倡新学，其用心正无以异。”

与严修过从甚密的藏书家卢弼在《严公墓碑》中写道：“……锐意兴学，颛（专）以启钥民智为己任。……要之，先生兴学之念，在朝在野无殊也。”看，又一个融通！在最后的铭文里还有两句：“适莫胥化，新旧兼融（适莫：心之所主为适，心之所否为莫，胥：全都）。”

王斗瞻先生的《天津严范孙先生别传》中也有这样的强调：“于发挥民族精神中，融会贯通，期窥东方文化之全貌，而为建设新文化之基础。”

从历史上看，严修先生无论在制度改革、教育改制、文化改良诸方面，对中国尤其对天津都有着重要的影响。然而，这种影响随着时间让我们与严先生越来越远，也越来越淡了。譬如，严修先生的融通观一方面是中国传统中“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，山川草木之森列，莫不系焉覆焉，皆一气周流而融通之”（宋濂），亦即“大人者天地万物为一体”的文化陶冶下形成的，也是对天津独特的地缘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深刻领会感受体验下强化的。

遗憾的是，我们后来人，对天津的这种地缘特征却做了矮化的选择。我们牢记着沽与河，却渐忘了海与洋。我们长期在民俗的层面进行挖掘，却很少在民国的层面进行拓展。

举个小例子。上海的书画家一般会在作品上落款书于或写于“海上”，而天津的书画家一般会在作品上落款书于或写于“沽上”，一个海，一个沽，其落差太大。这种落差还体现在文学创作上，上海从《子夜》到《上海的早晨》再到今天的《繁花》，而天津却是《三寸金莲》《俗世奇人》《蛇神》等所谓津味小说。

上海艺术家韩天衡，在书法尤其篆刻上有不菲成就。我虽然不是很欣赏他散漫野逸的风格，但他说的一句话，我却非常钦佩，他说：“艺术创作不是登山，而是登天！”哈！上海人不但要垄断“海”，还要垄断“天”，而“天”与“海”历来不也都是天津的专利吗？

说到天，我们记住的是“天子渡口”，（哪来的天子）为什么不是“天之渡口”呢？ 若干年前，有人提出天津要成为首都北京的“天堑”。当时我惊呼“我的天哪！”这是典型的极端门户之见（只关门，不开门），虽然有所“卫”，却难有所“为”。而严先生是怎么说的呢？在《六十自述》诗中严修写道：“茫无畔岸身家国，富有河山亚美欧。”在严先生的世界里，没有畔，没有岸，没有限，更没有堑！

其实，天津和上海的地缘特征除了物理规模稍小稍大之外其本质是一样的，其所形成的地缘文化也应该是一致的：河（江）海交汇的地缘特征塑造开放、包容的气质以及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冒险精神。但是，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上海是具有“海派文化”的先锋性，而天津则只有“津派文化”的兼容性，恕我直言，假使天津真的不具备“先锋性”，那我们就连“兼容性”，也保不住，也早丢掉了！

我稍微注意了一下，严修先生在他的诗文中较少提到“沽”，文章偶属“津门”，大多属“天津”；诗集中偶有“七十二沽”“津沽”字样，而更多的是山、海、天。

请看严修诗《戏作示福士》（福士德太郎）：“百万星球地居一，四分且让水三分。棕黄黑白总同种，南北东西何足云。……争存物竞有时定，至竟终须合大群。”“百万星球地居一”说的是什么——天！“四分且让水三分”，说的是什么——海！站在天与海的层面，才能有大融，大通，大同的境界，才能做到“至竟终须合大群”。

晚清直隶按察使天津兵备道周馥（谥悫慎，周学熙之父，周叔弢祖父）在天津逝世，严修撰周悫慎天津祠堂碑记，诗曰：“龙在天兮鸿在渚……奠河海兮永终古。”一件事，两句诗，河、海、天以及历史、现在、未来，尽在其中。

如今，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严修先生朝天向海、上天下海，登天追海（天津系退海地）的融通观，重新创立（恢复）天行海运，天空海阔，天容海纳的“津派文化”，打开门户，不仅京津冀，而且亚美欧。前不久，听说市政府要盘活津湾广场，负责设计规划的机构正好与我相识，邀我参与议论，我以为津湾广场盘活需要一个魂，我提了两句话，那就是“天上之津，天下之湾”。这个魂，就是严修先生的魂。倘若得到了认可。但愿那不仅仅是一句口号。

最后，我也不得不说（承认），登天难，蹈海险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严先生在24岁写下的豪迈诗句：“男儿胆气须磨炼，要向风坡险处行。”（诗集第一首）而且，这不是严修先生年轻气盛之作，或敲敲诗钟，他终其一生都是那么做的，也是那么想的。请看，严修先生于1929年即生命最后一年写的最后一首诗（除自挽诗）有这样几句：“过眼几回苍狗白，惊人一吼睡狮醒。大愚奈我聋兼瞽，惟有终身谢不灵。”（和曹蘅江亭诗韵）严修以及张伯苓诸位先贤的维新思想、融通观念和历史作为，足以惊天荡海，也已经惊天荡海。

现在，该看我们了！

（在“启智天津：教育与津派文化”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，南开大学，2025）